据说中美第三次经济对话已经结束了，而且双方也是皆大欢喜，估计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薯片风波”也将偃旗息鼓，中国老百姓又可以吃上舒心可口的乐事薯片了，虽然吃的东西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政治斗争搅动老百姓胃口的一例：美国人跑这么远来警告中国出口的东西不安全，那我提前就警告你，美国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经济问题向来是错综复杂的，简单化之的任何直线思维或者是无知，或者是出于某种目的。比如想为自己带来点名声和外快，以近期最热的《货币战争》为甚，将道听途说来的东西拼凑在一起就能搅动上至政府官员下至黎民百姓，都晃晃而不可终日。至于大的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引发出革命义举，比如外国有个姓马的，一根筋认定自己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从而得出必须推翻全世界所有政府，拯救全人类的狂想。

这话扯的有点远，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扯点更远的。中美对话议题中关于外贸顺差肯定是一个核心问题，大量的美元往中国跑，搞得中国政府愁眉不展。中国指责美国人消费太多了，要学点艰苦朴素的精神，美国人就指责中国的东西太便宜了，你这么便宜的东西，搞得我们心里怪痒痒的，不买行吗？其实在上世纪20年代末，中国也有过一段大量“外汇”往中国跑的时候，而且这也可能是奠定30年代中国经济黄金十年的重要基础之一。

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学过历史的人估计都知道，（大部分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仇恨也是从我们的教科书上知道那场危机后树立起来的。）危机过后全球物价下跌，通货紧缩。跟现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情况正好相反，不过对于中国来说结果却有点类似，就是都造成了中国货币流动性过剩。为什么通货紧缩造成中国流动性过剩呢？因为中国当时施行的是银本位制，银元和银两就是流通的货币。全球物价下跌，白银价格也急剧下降。这下好了，白银在国外是商品，可在中国那就是钱啊。结果不光海外侨胞、港澳同胞都纷纷把白银寄回国内投资，支持家乡搞建设，各种热钱也纷纷涌入中国，在中国的三资企业也不愿意把利润弄到国外去了，宁愿存放在中国进行投资。当时政府光忙着打仗了，国库空虚，收的那点税都打仗去了，哪里有钱搞什么建设啊。这下好了，“打仗建设两不误，唯见白银滚滚来”啊。财政部为了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大量发行国债，吸收社会上多余的资本。当初的中央银行实在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因为货币根本不统一，所以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支持了国内市场的物价。资金充足，利率也低，银行放开了贷款，各地开始大兴土木，投资设厂。据统计，1928年-1931年的4年中，新设厂矿企业有662家，资本总额25441万元。而1914-1919年6年中，新设厂仅379家，资本总额8580万元。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此番繁荣是由于外部环境提供的刺激，1931年下半年起，世界各国先后放弃金本位，全球白银价格上升，特别是1934年美帝国主义颁布《白银法案》，高价收购白银，这白银价格就跟现在的油价一样，一溜烟就上去了。结果这白银就类似现在地下钱庄通过罗湖海关往外运人民币一样，一车车运走了。这下不得了啦，银根紧缩，利率高涨，物价下跌，工商企业纷纷倒闭。政府出台各种措施，严厉打击地下钱庄，无奈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加上日本人捣乱，“政令出不了总统府”啊。

于是放弃银本位制，进行法币改革已成大势所趋。

附件：

1928到1930年国民政府财政部的部分技术官僚。

财政部长——宋子文（正部级）——谢旭人（正部级）

财政部副部长——张寿镛（副部级）——副部长5个，部长助理4个，有兴趣去财政部网站看就可以了（副部级）

关务署署长——张福运（厅局级）——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正部级）

盐务署署长——邹琳（厅局级）——中国盐业总公司总经理茆庆国（正部级，央企）

税务署署长——空缺（厅局级，32年以后是吴启鼎）——国税总局局长肖捷（大概是正部级或者副部级）

钱币司司长——徐堪（厅局级）——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领导不详，既然是央行下面的，大概是副部级

（注：国民政府时期这些技术官僚很多是党外人士，很少参与派系之争，相对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