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1898年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而结束的清政府变革，与80年后开始延续至今的改革，似乎更能给我们展现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完整画卷，也更能体现在这样一个古老的、有着悠长封建传统的社会进行一场现代化的改革是何其的艰难。历史似乎是一个圈，即使是今天，我们发现距离百年前中国人救国图强的奋斗目标，我们仍然是刚刚起步。

1898年维新群体关注的目标已经转移到政治结构的变迁上，在他们之前，洋务运动更多将振兴的目标放在物质技术层面上。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是内外交困，尤其是甲午之战的失利，更是将政府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纵观戊戌年间的政治变革，大概有三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康有为的“神权——世俗”相结合的近代意义上的双轨制政体，以借孔教进行改制，形成驾驭王权的宗教神学氛围。这与太平天国企图建立神权政治的取向一脉相承。而梁启超则把中国变革的取向放在了对中国基层社会的改造上，“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梁把开民智、兴绅权、启官智贯穿起来，在实践中构建地域性的变革。而对戊戌变法影响最大、也是被采用最多的，则是张之洞的政治倾向。作为当朝权贵，张的主张更能吻合光绪和慈禧那种欲变又恐伤其根的矛盾心理。后来光绪颁布的《定国是诏》与维新派的思想距离尚远，更多体现的是张之洞的政治倾向。这种在不改变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在技术环节上进行适应时事的改造方式，使得这场变革终于还是限定在表层的变动上。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是已经为3年后开始的、持续十年的清末新政开启了道路。慈禧一班人等，从戊戌革新的刽子手摇身成了变革的执行人，历史就是如此的残酷而有趣。

持续十年的清末新政从本质上说已经不再是封建社会的改良自制运动，而是清政府被迫进行的一场资本主义变革。新政期间首先开始的教育体制改革，使封建教育体制从此让位于以崭新面貌出现的西学。教育的改革也是此次新政所有政策中影响最深入的变革，特别是废除科举制度，使传统的读经——科举——仕途的人生道路被堵塞，整个社会的成就取向发生了根本改变，达到传统的既定价值目标所需的工具彻底被粉碎。本想为巩固帝制而进行的教育改革，最明显的作用就是对封建专制基础的不断削弱。民众从儒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现代教育体制也由此发端。

另外一个影响深远的改革就是军事改革。新军的建立，军事院校的兴办，使中国建立了一支完全不同于旧式军队的现代化军队雏形，尤其以袁世凯编练的北洋新军为典型，也成为全国推进的军事改革的楷模。但是清政府没有意识到的是，各地编练的新军虽然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但并不是国家的军队。这种军队地域化的特点既削弱了中央集权的权威，也为后来的军阀割据奠定了基础。脱离了清政府控制的军队，成为加速清王朝覆灭的重要砝码。

与教育和军队改革迈开步伐之后，预备立宪改革也拉开序幕，由于牵涉到权力的转移和重新分配，这场改革不可避免的激烈异常。预备立宪从开始到辛亥革命，历时近六年，这六年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设立了第一个具有西方议会性质的机构——资政院和各地的资政局，组成了第一个不对皇帝负责的责任内阁。官制改革则组成了一个具有现代政府特征政治体制。千古传统的“君权神授”、“朕即法律”的观念受到有力冲击，三权分立学说登上中国的政治和思想舞台，至高无上的皇权不得不受到法律的规定和限制。一系列保护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新政期间颁布的一系列法律，使传统社会法律依附皇权，从属行政的格局被打破，成为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立法的蓝本。

清末十年新政，是当权的统治者力图利用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为基础，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改革本为保持原统治的连续性，渐进式的实现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但是由于处于这场改革中心地位的当权者本身的素质，尤其是事涉自身的利害关系，使他们不可能具备为民族的长远利益而做出自我牺牲的精神。新政充满了固执、迟疑和被动，使得这种变革更多是一种防御性的，致使诸如《钦定宪法大纲》中的保障人权等很多措施在实际生活中从未被完整的兑现过。资政院也被限定在只能是“人民闻政之地”和“舆论采纳之所”，只能是政府的咨询团体，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立法机关，从而与西方议会制有较大的距离。

各种矛盾纠错纷杂，而清政府当政者既缺乏驾驭全局的眼光和手段，又无法在政治革新中放弃一味集权而保持权威的连续性。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革命所取代，已经成为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翻看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似乎与110年前的变革，具有某种极其类似的社会背景。严酷的现状使得政府不得不有所清醒，积弊之深，改革之迫，使最高统治者终于明白，哪怕是为了保持自身的利益，改革也变得是如此之必需。抛掉妄自尊大和麻木的心态去对待积累日深的矛盾，是历史的必然。

这场自上而下、由执政党主导的改革，正如我们所知，也是一波三折。充满了各种思潮的辩驳，新旧势力的冲突，中国人思维的开放与转变，甚至发展到血腥的暴力对抗。30年来的改革开放到今日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郁积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从而使得变革举步维艰。

诚然，我们已经具备了一整套等级化的、既有专业性又有分工的政府体制和中央集权的体系，而且具有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员，似乎只要实行功能的转换，重建科学发展现代化的取向，就能成功推动社会发展方向的转变。然而不幸的是，现实并非是逻辑的演绎。相反，他们之间从实践上来看，几乎没有必然的联系，这种等级化与分权的政治体制如果没有经过从“分权——集权”的过程，如果不是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流动与政治参与之上，最终这种看似合理的政府治理结构往往不是把权力运用到推进经济开发和社会的进步之上，而是使其本身越来越封闭，推诿扯皮。这种看上去很崇高的政治权威和强大的政治权力，却缺乏实际上的社会动员能力。

纵观110年前的变革，如果仍然以“政治思维”的方式来通观全局，而不是从“文化思维”的角度去深究东西方的兴亡史鉴，就不敢于面对此种改革最为核心，也是当前最为紧迫问题。之前的《大国崛起》的热播很好，好就好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也反映出当前主导改革的思想倾向。这种以维系政治结构的现有状态，而变通外在的器物层面，意图实现社会复兴的执政理念，只能是以末带本。

和谐与发展不但但是今天中国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共同之义，仍然坚持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这种“吏治——教化”双重统治结构，既未触及当前社会矛盾的核心所在，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注定是一个力图维持稳定状态、妥协各方利益的权宜之计，对解决当前的深刻社会矛盾收效甚微的。

现代化的努力如果仅仅停留在观念的激荡，而最终不能落实到制度层面，改革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诚如孙立平所说：“在人们回顾那些功不可没的现代化努力的时候，也往往只能追忆起那令人激动不已的慷慨陈词，而很少能数得出几种政权与制度建设的成果。”